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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没有再和周子衿说一句话。
我向李院长道了别，走出了福利院。
身后，没有传来任何声音。
她没有追上来。
回到那个狭小的出租屋，我做的第一件事，就是开了一场直播。
没有预告，没有标题。
我只是把手机架在桌子上，对着镜头，把我刚刚从李院长那里听来的故事，原原本本地，又讲了一遍。
我拿出了那份十九年前的报纸，把那两张年轻又罪恶的脸，清晰地展示在镜头前。
我也拿出了周子衿的出生证明，和我的收养证明。
我还拿出了一个账本。
那是我从收养周子衿第一天起，就开始记的账。
“2005年3月，子衿发烧，医药费12元。”
“200年9月，子衿上小学，学费、书本费、校服费，共计1250元。”
“2014年6月，为子衿买钢琴，花费30000元，卖掉金手镯。”
“2021年月，子衿补习班费用，20000元，借款。”
一笔一笔，密密麻麻，记满了整整三个厚厚的本子。
“我不是一个合格的母亲。”
我对着镜头，平静地说。
“我没能给她富裕的生活，没能让她穿金戴银。
我甚至为了保护她那个可笑的自尊心，隐藏了她的身世，让她以为自己只是个普通人家的孩子。”
“我以为，只要我付出全部的爱，就能让她成为一个善良、正直的人。”
“事实证明，我失败了。”
直播的最后，我拿出了那份被周子衿撕碎的“家庭AA制协议”。
我把它一点点地拼好，粘在了一张白纸上。
“周子衿，你成年了。
从今天起，你的人生，你自己负责。”
“而我，也要开始，为我自己活了。”
说完，我关掉了直播。
手机里，无数的评论和私信像潮水一样涌了进来。
但我已经不在乎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