掉下来，不是因为难过，是因为踏实。

她靠在母亲怀里，像个孩子一样哭了很久，把这些年的委屈和压抑都哭了出来。

第二天，杨兰去律师事务所，把处罚决定书交给吴建胜，正式委托他办理离婚诉讼。

吴建胜看着她，眼神里多了些赞许：“你比我想象中要坚强。”

“为了孩子，必须坚强。”

杨兰说。

接下来的日子，杨兰过得异常平静。

每天上班、下班、接女儿放学、做饭、辅导作业，周末带女儿去公园或者外婆家。

没有了袁立强的争吵和谎言，生活像是被过滤过一样，干净又安稳。

袁立强来找过她几次，有时在单位门口，有时在娘家楼下。

一开始是道歉、保证，见杨兰不为所动，后来就开始威胁，说如果离婚就让她不好过。

杨兰直接报了警。

民警来警告过袁立强几次，他才收敛了些，但看她的眼神越来越怨毒。

杨兰没放在心上。

她知道袁立强外强中干，真要让他做什么出格的事，他没那个胆子。

而且她已经不是前世那个任人拿捏的杨兰了，她有法律做后盾，有父母的支持，更有自己站起来的勇气。

1997年年初，法院的传票寄到了杨兰手里，开庭时间定在3月15日。

袁立强收到传票后，没来找杨兰，倒是托人带了句话，说他不会出庭，也不会同意离婚。

“他不出庭也没关系。”

吴建胜告诉杨兰，“只要证据充分，法院可以缺席判决。”

开庭那天，杨兰起得很早，给袁春玲梳了漂亮的辫子，送她去学校后，才赶往法院。

走进审判庭的时候，她的心跳有些快，但更多的是期待。

原告席上只有她和吴建胜，被告席空着。

法官核实了身份，吴建胜宣读了起诉状，提交了结婚证、处罚决定书等证据。

整个过程很顺利，没有争吵，没有拉扯，平静得像一场普通的听证会。

法官最后问杨兰：“你确定要离婚吗？”

“我确定。”

杨兰的声音清晰而坚定。

休庭时，吴建胜说：“问题不大，等判决吧。”

走出法院，阳光洒在身上，暖洋洋的。

杨兰深吸一口气，觉得空气里都是自由的味道。

她没有直接回单位，而是去了菜市场，买了袁春玲最爱吃的草莓，又买了条鱼，晚上要好好庆祝一下。

半个月后，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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