没有。

只有一片无边无际的、令人窒息的苍白。

我是谁？

从哪里来？

要到哪里去？

这三个最根本的问题，像沉重的巨石，压在刚刚苏醒、虚弱不堪的心上。

时间在圣玛丽医院纯白的病房里缓慢流逝，像一滴滴落下的药液，无声无息。

身体上的伤痛在精心的照料下逐渐平复，拆掉了夹板，拔掉了针头。

可那片笼罩在脑海中的浓雾，却固执地不肯散去。

我是谁？

这个问题如同跗骨之蛆，日夜啃噬。

护士索菲和负责我的医生杜邦先生都宽慰我，脑震荡后的逆行性遗忘很常见，恢复需要时间，也许几天，也许几周，也许……更久。

他们给了我一个新的名字，一个临时的代号：Jane Doe（无名氏）。

一个没有过去，只有苍白当下的符号。

出院那天，阳光很好。

我穿着医院提供的简单衣物，站在医院门口，看着巴黎街头熙攘的人流和古老的建筑，巨大的陌生感像潮水般将我淹没。

没有身份证明，没有钱，没有记忆，甚至没有一个可以拨打的电话号码。

世界像一个巨大的、光怪陆离的迷宫，而我是其中唯一找不到出口的迷途者。

就在茫然无措，几乎要被恐慌吞噬时，一个名字出现在我的出院文件上——杜邦医生替我联系的一位社工，伊莎贝拉女士。

她是一个有着温暖棕色眼睛和花白短发的中年妇人，穿着舒适的米色针织衫，身上带着淡淡的薰衣草香。

她接纳了我这个“Jane Doe”，没有追问，只是温柔而坚定地提供了帮助。

她帮我申请了临时的难民身份证明，替我联系了一个价格低廉的学生公寓单间，甚至帮我找到了一份在附近小咖啡馆洗盘子的工作。

“亲爱的，别担心过去。”

伊莎贝拉女士总是这样对我说，她温暖的手掌覆盖在我冰凉的手背上，“重要的是现在。

生活在这里重新开始了。

巴黎是个有魔力的地方，它会拥抱每一个需要重新开始的人。”

在她的鼓励和帮助下，那片空白的画布上，开始有了新的、笨拙的涂抹。

我学会了简单的法语问候，记住了从公寓到咖啡馆的路。

洗盘子很累，油腻腻的水和洗洁精让双手很快变得粗糙。

但那小小的报酬和一份自食其力的踏实感，像微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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