着我，声音沉静依旧，却似乎带上了一丝不易察觉的凝重，“我拿走。

深呼吸，放松。”

那抹带来灾难的黄色消失的瞬间，胃里翻江倒海的恶心感如同退潮般迅速平息下去。

我瘫软在枕头上，像刚从水里捞出来一样，冷汗涔涔，只剩下劫后余生的虚脱。

李医生没有再靠近，只是站在门边，隔着几步的距离，深深地看着我，眼神锐利得像手术刀，仿佛要将我此刻的状态从里到外剖析清楚。

片刻后，他转身离开了病房。

他离开时带起的微风里，似乎还残留着一丝若有若无的…消毒水混合着呕吐物的尴尬气味。

接下来的几天，我在一种半梦半醒的虚弱状态中度过。

大脑深处像塞了一团湿透的棉花，沉甸甸地阻碍着清醒的思考。

记忆的碎片偶尔会在昏睡中闪现——刺眼的车灯撕裂黑暗，尖锐到令人心脏停跳的刹车声，还有巨大的、令人窒息的撞击感——但当我试图抓住它们时，又迅速消散无踪，只留下一种深入骨髓的恐惧和冰冷。

每一次意识稍微清晰些，最先感知到的，永远是病房门外刻意压低的交谈声。

那是李医生特有的、平稳无波的语调，如同某种恒定的背景音。

“…视觉刺激源…高度敏感…呕吐中枢异常激活…初步判断为创伤后应激障碍（PTSD）的特殊表现形式…对特定色彩（黄色）产生强烈生理性厌恶及呕吐反应……所有可能接触的医护人员注意…清除环境中的黄色刺激物…优先级……治疗方案…暴露疗法暂缓…首要任务是环境控制，避免二次创伤…”断断续续的专业词汇飘进来，冰冷地印证着我那荒诞离奇的“病症”。

原来不是错觉。

我真的，对黄色过敏。

过敏到看一眼就要吐。

这个认知让我感到一种难以言喻的荒谬和沮丧。

我像个被诅咒的怪物，困在这间白色的牢笼里。

某天下午，昏沉中感觉有人靠近。

我费力地睁开眼，模糊的视线里，一个穿着粉色护士服的身影正俯身，动作轻柔地替我擦拭额头上的虚汗。

她的动作很小心，带着职业性的温柔。

我的目光无意间掠过她的发顶，然后，猛地定格——在她乌黑发髻的一侧，别着一个小小的、明黄色的塑料发卡！

那是一个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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