旧零件深处传来，又像是来自墙壁的缝隙。

我屏息凝神去捕捉，它又消失了。

只有窗外偶尔传来的遥远车声，或者隔壁邻居模糊的说话声，证明这个世界还在运转。

傍晚，沉重的脚步声和铁门被拉开的声音宣告陈大勇的归来。

他带着一身更浓重的机油味、汗味和疲惫的气息。

晚餐要么是他从外面带回来的廉价盒饭，要么就是煮一锅挂面，胡乱扔点青菜进去。

吃饭时，他很少说话，沉默地吞咽着，眉头习惯性地拧紧，脸上那道疤痕在昏暗灯光下显得更加狰狞。

电视开着，放着吵闹的本地新闻或者足球赛，屏幕闪烁的光映着他没什么表情的脸。

吃完饭，碗筷往水槽里一扔，他又会一头扎进那些冰冷的机器里，或者对着某辆送来维修的破旧摩托敲敲打打。

扳手砸在金属上的“哐当”声、他烦躁时脱口而出的咒骂（“这破逼玩意儿……死轴了……操！”

），是夜晚车库的主旋律。

我们的交流仅限于最必要、最简短的字眼。

“水。”

他会把空杯子重重顿在唯一一张还算干净的矮凳上。

我默默起身，去水槽接水。

“扳手。”

他头也不抬，手伸向某个方向。

我顺着他手指的方向，在散乱一地的工具里翻找，递过去。

他接过，依旧不会看我一眼。

日子就这样一天天滑过，像机油滴落在肮脏的水泥地上，缓慢，黏稠，无声无息地积累着令人窒息的隔膜。

我像一只误入钢铁丛林的小兽，在这个弥漫着油污、汗水和粗粝咒骂的空间里，小心翼翼地活着，把自己缩得越来越小。

直到那个深夜。

白天在学校被一场突如其来的大雨浇了个透心凉，回到家就感觉头重脚轻，浑身骨头缝里都透着酸疼。

晚饭时那碗清汤寡水的挂面，只勉强扒拉了几口，喉咙就干涩得咽不下去。

陈大勇瞥了我一眼，没说什么，只是把面碗推得更近了些，自己则继续对付他那碗。

我最终摇了摇头，哑着嗓子挤出两个字：“饱了。”

他鼻腔里哼了一声，算是回应。

夜幕像浸透了墨汁的棉布，沉沉地罩了下来。

我昏昏沉沉地蜷缩在行军床上，身体一阵阵发冷，又一阵阵发热，薄薄的被子裹紧了也无济于事。

陈大勇那边传来粗重的鼾声，如同往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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