京搞摇滚，没人会觉得你高尚，更多人觉得你怪。

我们那个排练的地下室，本来是个废弃防空洞，潮得能长蘑菇。

墙上贴着撕破的海报，角落里积水泛着油光，鼓皮裂了没人修，音箱吱吱啦啦，插上电要先磕半天。

到了晚上，排练房的门外常有醉汉撒尿，也有收废品的老人趁人不注意，摸进来顺走点铜丝。

有时我们排练到一半，外头房东突然来敲门，问我们什么时候把租金交齐。

林森把兜翻个底朝天，最多凑出几十块。

房东嫌我们吵，嫌我们脏，说以后少带外人来。

我们点头哈腰，赔着笑脸。

房东一走，林森一屁股坐地上，一边点烟一边骂街：“连当个讨厌鬼的资格都得先交钱。”

我看着手里的吉他，弦锈得发黑。

有一天弹到一半啪地断了，我想去琴行换弦，老板一看我穿得破旧，懒得搭理。

吉他弦一套十块，得省出两天饭钱。

鼓皮破了，只能用胶带缠一缠，将就着敲。

有时候我们出去找活儿，跑遍鼓楼、三里屯、五道口的酒吧。

老板看见我们，皱眉：“你们玩摇滚？

唱点流行歌还差不多，这玩意儿没人听。”

偶尔给我们一个机会，也只是让我们晚上十点半以后上台，等客人都醉了，才让我们闹腾一阵。

有一回，我弹到第三首，台下只剩一个酒鬼，在桌上磕着酒瓶发呆。

唱完老板塞过来一瓶啤酒和五十块钱，说：“能玩，别闹事，明天别来了。”

有时候也碰上自来熟的观众，点歌一首接一首：“会不会崔健啊？

会不会‘一无所有’？

来点能吼的！”

林森唱得嗓子哑，最后还是把吉他一收，冲那人苦笑：“哥，咱也一无所有。”

日子一天一天过去。

每个人都在为房租、饭钱、下一场演出焦头烂额。

张立白天去送快递，晚上还得帮房东修灯泡。

林森去工地搬砖，阿飞除了工地，还会在酒吧给别人弹流行歌。

我们白天各自奔命，晚上聚在地下室里，点着半根烟，合计下一顿饭钱从哪来。

有一天我问林森：“你说我们这样活着，算什么？”

林森盯着我看了一会儿，说：“算是把人活成了歌吧。”

我明白他的意思。

我们在北京，没有人会在意你是谁、唱什么歌、从哪来。

我们像是风里的一粒尘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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