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名固定陪护，父亲毫不犹豫地揽下了这个担子。

他说：“现在就剩你上班赚钱了，我陪护，你下班再过来，有什么我会打电话给你的。”

那些日子里，我成天穿梭在医院之间。

清晨五点半的菜市场，我挑最新鲜的肉和蔬菜；正午的烈日下，保温桶紧紧贴着胸口，生怕凉了半分。

但每当隔着病区的玻璃，看见父亲笨拙地用勺子给弟弟喂饭，看见弟弟强撑着笑说“真好吃。”

所有疲惫都化作了心底的酸涩与坚定。

医院门口的树叶在风里沙沙作响，仿佛也在为这场与命运的拉锯战加油鼓劲。

弟弟病情好转出院，医生说要继续做透析治疗。

父亲不甘，想着带弟弟去省里最好的医院再检查，于是我请了假一起踏上了去省城的路途。

消毒水的气味穿透口罩，在省医院门诊大厅里织成密网。

我攥着缴费单，看着电子屏上跳动的排队号码，父亲蹲在角落抽闷烟，弟弟裹着外套靠在长椅上，苍白的脸映着头顶惨白的灯光。

从挂号到办理住院，七八个流程跑完，窗外的日光已经西斜。

当护士告知疫情管控，住院部只允许一个陪人，其他人不能上住院楼。

父亲掐灭烟头，声音沙哑却笃定：“我去。

男的照顾起来方便。”

随后，看着他们的身影消失在住院楼的大厅里暮色漫过住院楼的玻璃幕墙，我在楼下绿化带的石凳上反复刷新手机。

发出去的消息像投入深潭的石子，迟迟不见回应。

我打电话至病房找弟弟的主管医生，向他了解弟弟的情况，医生也耐心地告知。

晚风卷起枯叶掠过脚边，才惊觉自己已经数了三个小时蚂蚁。

眼看到了饭点，想起弟弟忌口，我拿着手机导航附近的菜市场，攥着从菜市场买来的青菜和瘦肉，在街边小餐馆给钱求老板帮忙加工，滚烫的饭盒贴着掌心，却暖不化心头的寒意。

凌晨的医院泛着青白色的冷光，我蜷缩在住院部楼下的台阶上，看着对面急诊大楼人来人往。

父亲终于发来语音时，我的手指微微颤抖：“医生说肌酐还是高，跟之前检查的差不多...明早透析。

其他没什么，他现在状态挺好的。”

我抬头望着住院楼亮起的零星灯光，突然发现某个窗口的轮廓，像极了弟弟安静沉睡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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