，而自己喉咙里像卡着块烧红的铁，连一句完整的话都说不出来。

随即，医生给了一张单子给我，说打上面的电话看看有没有床位住。

不知等了多久，终于等到了走廊的床位办理住院。

到了晚上，住院部的玻璃窗映出父亲连夜赶来的身影时，父亲未带母亲一起，母亲比较脆弱，来了怕是会更加难过。

父亲站在病房门口，烟还没点着就被揉成碎末：“听医生的，砸锅卖铁也要治。”

监护仪规律的滴答声里，我望着弟弟插满留置针的手背，突然想起他小时候攥着我衣角叫“姐姐”的模样，而此刻，命运的巨轮正碾过我们所有人的人生。

消毒水的气味在谈话间愈发刺鼻，主管医生翻动检查报告的声音，像砂纸摩擦着我的神经。

“血肌酐突破危急值，血红蛋白三十几。”

他的笔尖重重划过某项数据，“透析和保守治疗各有利弊，你们家属得尽快做决定。”

我张了张嘴，喉咙却像被无形的手掐住——那些在学校背得滚瓜烂熟的相关知识，此刻竟全化作一片空白。

“最...最好的治疗方案是什么？”

我的声音在颤抖。

医生摘下眼镜擦拭，窗外的阳光斜斜切进办公室：“理论上肾移植是目前最佳手段，但以他目前的身体状况，条件还达不到。

我院也不具备手术资质。”

他顿了顿，语气放轻，“当务之急是通过透析排毒，纠正贫血，先稳住生命体征。”

推开病房门时，弟弟正盯着输液管发呆。

我攥着报告单的手沁出冷汗，生怕这晴天霹雳压垮他。

没想到他反倒扯出个苍白的笑：“姐，别愁眉苦脸的，不就透个析嘛，我扛得住。”

父亲坐在床边，指甲深深掐进掌心。

接下来的十几个小时，我们打遍了所有认识的肾内科专家，亲戚从省城发来最新的治疗指南，手机屏幕在深夜的病房里明灭。

弟弟始终安静地听着，最后坚定地说：“就选透析，我想活下去。

以后身体条件好了，再考虑手术。”

当父亲在知情同意书上签下名字时，笔尖在纸面洇出小小的墨团，像极了此刻我们破碎又倔强的小希望。

病房的玻璃蒙着层薄薄的水雾，把消毒水的气味和走廊的喧闹都隔成模糊的色块。

疫情防控的铁律下，医院只允许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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