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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举着相机对准我，用烧伤后的沙哑声音说：“删掉视频，否则你会变得和我一样。”
我掏出手机，视频还在相册里。点开一看，画面不再是抢救室的场景，而是一段杂乱的片段。镜头对着地面，似乎是在仓促中拍摄。隐约能看见一个地下室，墙上挂满红色的物件。
和照片里的场景一模一样。
手腕的烙印开始发烫。我感觉有无数陌生的记忆在往脑子里钻。街角卖馄饨的老王在下雨天等儿子，小区门口擦鞋的瘸子想起战场上的战友，楼上刚搬来的研究生深夜哭着想妈妈...
这些不是我的记忆。但它们就这么涌进来，像打开了一道闸门。
手机又响了，这次是老板娘的声音：“别看了，你扛不住那么多记忆。”
“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”我问。
“过来吧，”她说，“我告诉你林记者为什么会死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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回到烧烤摊时，老板娘已经不见了。摊位前只剩下几张空桌子，桌上还散着没收拾的碗筷。我在原地站了半天，等来的只有越来越多陌生的记忆。
手机里那段视频的事得找人问问。我想起林记者的笔记本里多次提到一个人：周教授，神经科研究所的专家。笔记上写着他正在研究“群体性记忆紊乱”。
天还没亮，我就站在医学院的办公楼下。手腕的烙印已经蔓延到小臂，泛着不正常的红光。
脑子里的陌生记忆越来越多。等电梯的时候，我看见一个清洁工阿姨在擦地。一恍惚，就看到她二十年前带着儿子逃命的场景。那是场洪水，她儿子没能活下来。
“周教授在吗？”我敲开神经科研究室的门。一个头发花白的老人正对着电脑屏幕发呆。
“我最近不接受采访。”他头也不回地说。
“我不是记者，我是急诊科医生。”我把林记者的笔记本放在他桌上，“您看看这